张伟 张茂聪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临沂大学教育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
摘要：通过选取我国6所高校一流大学建设方案的省际政策文本, 发现高校的一流大学建设呈现出典型的“工程化”建设、以学科建设思维为统领、改革与建设并驱等共性特征。此外, 在建设投入力度、创新实施力度上高校间存有显著差异。基于建设文本的综合分析, 高校作为“双一流”建设的主体, 应着重在防范政策负效应, 消融政策壁垒以及构建多元考评机制等方面寻求更大的突破。
关键词：一流大学; 建设方案; 共性特征; 文本分析;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 (暂行) 》的颁布, 标志着“双一流”建设成为国家战略。2017年9月,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三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 42所高校被遴选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其后, “双一流”建设高校陆续发布了建设方案。本研究选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6所高校的一流大学建设方案的文本进行分析, 旨在梳理校际“双一流”政策文本的共性与差异, 凝练一流大学建设共识, 合理规避建设误区, 提出政策建议, 为我国高校“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参考。
一、一流大学建设方案的若干共性特征
(一) 建设文本具有典型的“工程化”思维
政策文本作为政策制定者意图的集中彰显, 能够反映一定时间内政策的价值导向与思维特征[1]。对6所高校一流大学建设方案文本的关键词统计发现, 建设方案文本中大量出现了诸如“项目”“工程”“计划”等建设性指标, 展现出极其鲜明的工程化思维。此种工程建设型思维在建设方案文本中最集中表现为:高校的一流建设方案列出了较为清晰的阶段化建设时间安排, 并基于建设目标进行了项目化细分。
1. 在建设时间的规划安排方面, 复旦大学提出到2020年初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到2030年整体水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到2050年左右整体水平达到顶尖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北京大学提出到2020年整体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到2030年学校整体水平处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到2048年学校成为顶尖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著名的学术殿堂。山东大学的规划目标是到2020年进入世界200强, 到2030年进入世界100强, 到2050年力争进入世界50强, 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清华大学提出“三步走”建设:2020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2030年迈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2050年前后成为世界顶尖大学。南开大学提出到2019年 (建校100周年) 时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到203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到21世纪中叶整体实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2. 在建设目标的项目化细分方面, 6所高校的建设方案受国家层面的“双一流”战略部署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影响, 呈现出规范化的特征。
如四川大学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中将一流大学建设明确为十项重点建设内容。南开大学仅在一流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就提出了“百名高端人才支持计划”等三个专项计划。山东大学以学科建设为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基础, 分别实施了“学科高峰计划”“学科激励计划”“学科整合调整计划”等三个方面的学科建设专项计划等。 (见表1)
表1 6所高校一流大学建设的工程与项目细分表
高校在推进一流大学建设中之所以具有如此明显的项目化特征, 一个重要原因是源于政府政策的规范性影响。一流大学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离不开国家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发力, 强力的行政推动意味着高校在一流大学建设中应充分对接政府的战略谋划。如广西在其政策文本中提出“强基创优计划”, 并依托“8大工程、26个项目”推进该区的“双一流”建设;山西明确提出实施“1331工程”, 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江苏将“两大工程” (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品牌专业建设工程) 、“两大计划” (协同创新计划、特聘教授计划) 作为本省“双一流”建设的重点项目;云南则通过实施两大工程专项 (“高校高原学科建设计划”“高校高峰学科建设计划”) 进行建设;福建紧密依托“人才集聚计划”等4项计划集中开展“双一流”建设;上海、北京将“双一流”建设战略进一步聚焦并具体化为“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来实施;黑龙江围绕“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工程”“高等教育创新服务工程”两大工程9大计划来推进。
(二) 学科建设思维成为“一流大学”建设的主导逻辑
目前学界关于一流大学建设出现了“本科论”“管理论”“学科论”等多种观点。“学科论”旨在强调学科建设在“双一流”建设中更具有基础性地位, 有利于促进学术生态的优化[2]。从各高校一流大学建设文本的内容分析来看, 各建设高校均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在一流大学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将学科视为评价一流大学目标的关键因子。“学科论”思维主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各高校建设文本中关于学科建设的描述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 “学科建设”“一流学科”成为了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词, 备受建设主体的高度关注;二是将学科建设作为重要的建设任务置于极高的位置, 学科建设的指标常常被设定为建设阶段中的重要抓手和目标考核的关键参照。
以山东大学发布的《山东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为例, 其建设目标中关于“学科建设”目标就占据了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文本内容的72%, 在近期建设目标中 (截至2020年) 提出的一流学科建设目标是“5个左右学科进入国际主流排名全球前100名, 4个左右学科进入ESI排名前1‰, 部分学科方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 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坚实基础。”在中期建设目标 (截至2030年) 中特别强调争取实现“10个左右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5个左右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 部分方向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本研究通过共词提取方法, 构建了关键词矩阵,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6.0对6所高校的建设文本进行关键词关联度分析, 形成6所高校一流大学建设方案的关键词网络关联图。图1显示, “一流学科”处于网络中心的核心节点位置, 与“投入”“ESI”“绩效考核”“学科建设”等词语具有强关联性, 而且这些词语在社交网络结构中居于重要的网络节点位置。由此可见, 学科建设主导成为了6所高校进行一流大学建设的价值统领, 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具有极高的逻辑相关性, 学科建设逻辑统领了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主流逻辑。对6所高校建设文本的内容分析来看, 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设文本中关于学科建设的描述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 达20.3%, 远高于其他类目关键词所占的比重, 成为一流大学建设的重中之重。
图1 关键语词地位网状关联图
学科建设型思维主导了一流大学建设可以从内外两个视角进行寻因。内部原因是学科作为学术的基本单元, 回归了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本质属性, 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一流大学建设的正本清源。有学者指出, “双一流”建设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的原则, 可以发挥学科竞争对大学发展的基础调节作用, 通过一流学科的竞争促进一流大学的发展[3]。外部原因是学科主导型思维亦是自上而下的一流建设政策实施方式的必然结果。作为国家意志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的4个建设原则之一就是做到坚持以一流学科为基础, 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同样在地方政府层面更是将此认知进行了政策强化, 并结合本省份实际进行了政策创新。如河南发布的《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上海发布的《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管理办法》、云南发布的《云南省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等。
(三) “人才资源”成为战略性资源, 人力资本的核心地位彰显
在一流大学建设的竞争态势下, 人才资源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尤其是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成为重要的竞争法宝。高校教师人力资本的高回报率使得高校教师成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驱动因素, 尤其是高水平专家学者可以带动整个学科发展, 在各方面产生巨大的辐射效应, 在高等教育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4]。6所高校的建设文本方案中均特别强化了人才要素的关键地位。可以预见, 伴随着“双一流”建设的竞相实施, 人才要素将成为“双一流”建设中的核心要素和关键性标志。未来一流人才的争夺将成为“双一流”建设中的必然和常态, 尤其是海内外高端人才 (团队) 的流动将变得愈加频繁。高校间的人才竞争也必定引发人才资源更加频繁的流动, 人才资源的战略性地位愈加凸显。目前来看, 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均已形成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发展理念, 将一流师资队伍建设视为高校一流建设之本。如复旦大学提出学校的一流大学建设要从人才强国的战略全局出发, 以服务和支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战略, 并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实施一流大学建设的“四项基础性建设”的内容之一。四川大学将“一流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校一流大学建设任务之首, 并在方案中明确提出“构建立体化、多维度、全过程的人才工作体系”“造就一支品德高尚、学术卓越、教学优秀的世界一流大学师资队伍”。实施包括人才人物工程、优秀青年培引工程等8个人才队伍建设的专项计划。山东大学专门提出《山东大学杰出人才体系建设方案》, 构建杰出人才体系, 将人才划分为“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年轻后备”4个层次, 构建梯次清晰、衔接有序的人才项目体系, 并依托国家和山东省人才项目重点引进急需的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和优秀青年学术骨干。 (见表2)
表2 6所高校“一流大学”建设的“人才建设策略”
(四) 具有“改革驱动型”“改革与建设并举”的鲜明特征
“改革驱动, 争创一流”成为一流大学建设文本中极为外显的一个行动策略。“一流大学”建设同样被视为一项改革工程, 重视将“改革”作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驱动力, “建设”和“改革”二者呈现出互为表里, 相互促进的关系。实现一流目标亟待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目前已经成为普遍的政策共识, 并进入了政策话语体系的显著位置, 改革俨然成为一流大学建设的驱动力。
从6所高校的具体建设文本内容看, 高校将“双一流”建设高度融合于综合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一流的大学治理等改革实践进程中, 都注重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释放高校作为建设主体的活力, 体现出强烈的“改革驱动型”策略。改革已然成为政策制定者视野中“双一流”建设的强大内驱力。集中表现在: (1) 改革指标与建设指标高度契合, 自成一体。“一流治理体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等改革指标本身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追求, 实现了手段和目的的统合。 (2) 改革高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迸发。复旦大学在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中直接将“完成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综合改革任务”作为2020年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目标。四川大学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中将校院两级治理结构改革作为一流大学建设中内部治理改革的重要切入点, 建设方案明确提出要更好地激发学校每个组织和个体的活力, 增强学校发展内生动力。北京大学则紧扣制约一流大学建设的瓶颈问题和深层矛盾, 着力实施包括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人事制度体系改革、治理体系改革、学术体系改革、资源配置体系改革等重大改革举措, 希望通过系统化改革助推一流大学建设。南开大学的《南开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方案》更是将一流大学的建设任务和改革任务予以高度统一, 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的十大改革与建设任务。清华大学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将各项改革任务单独列出, 并进行了详尽阐述, 各项改革条目既有重点又较为全面。山东大学的《山东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提出, “‘双一流’建设为山东大学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也使学校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全面深化综合改革,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将为学校带来持续发展的动力。”
(五) 更加强调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特色”
纵观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和建设现状, 无论是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界还是高等教育管理的现实实践, 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知普遍呈现出多样化特征。6所高校的一流大学建设文本所展示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也并不唯一, 基本做到了在遵循共性特色的基础上重视一流建设的个性化和特色化。在一流大学发展过程中, 其建设模式和路径有很多, 有学科驱动的, 有整体发展驱动的, 有创新驱动的。这些不同的模式和路径, 为中国高校扎根本土建设一流大学奠定了基础, 真正建成中国的北大, 而非“第二个哈佛或剑桥”[5]。总之, 6所高校的建设文本彰显了作为国家战略的“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 中国大学开始思考并勇于尝试具有本土化色彩的中国式“世界一流大学”。
如北京大学提出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原则是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既要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校经验, 更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下北京大学明确将“守正创新、引领未来,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作为一流的指引和方向, 展示出一流大学建设中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四川大学在方案中提出“坚持‘扎根西部、强化特色、创新引领、世界一流’的理念”, 以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川大风格的世界一流大学”, 并将这一理念作为四川大学一流大学建设“十个一流”建设任务的指导纲领。南开大学在《南开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方案》中提出, 坚持中国特色,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党的领导, 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扎根中国大地, 聚焦中国问题,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人民服务, 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 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在振兴中华的奋斗中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此外, 还表现为对一流大学文化的重视。文化是我国大学有别于其他国家大学的“基底色”。任何教育实践都深深地根植于其社会的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以山东大学为例, 山东大学的一流建设方案将进一步凝炼具有山东大学特色的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作为学校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保障, 以期通过继承校风、校训精神, 发掘学校历史文化实现一流大学建设中的一流大学文化引领, 进而走出一条富有“山大特色”的一流建设之路。
二、高校“双一流”政策文本的校际差异
(一) 高校间“一流大学建设”的投入力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校际建设文件可以看出, 作为建设主体的高校均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了较大力度的支持, 但是受制于多重因素的影响, 各高校之间的投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整体来看, 此类差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所在高校的区域性差异。概言之, 由于各省在投入上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的高校在投入上呈现出天然的伴生效应, 高投入省份的高校自然具备了进行高投入的可能。
从各省的“双一流”建设政策文本看, 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基础优, 投入高”的省份。这一类型的省份往往具有较为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 如进入一流大学建设名单的高校数目多, 拥有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优势学科数量多, 地方政府财力雄厚, 在“双一流”建设中往往有意向也有能力实施高投入, 以北京、上海、江苏等东部沿海省份为典型代表。其中仅北京、上海两地就有13所一流大学建设A类高校, 占建设高校数的1/3。第二种类型是“基础良, 投入高”的省份, 这些省份的高校数量虽也不少, 但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偏少, 属于典型的“高等教育大省”, 而非“高等教育强省”。因此, 地方政府进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投入意向也相对较为强烈, 如山东、安徽、湖北、福建、辽宁等省份都在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中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战略愿景。
此外, 还有一种类型是“基础差, 投入低”的省份, 以西部偏远省份为主, 这些省份在政策上也同样高度响应“双一流”战略, 出台了对接国家战略的地方政策执行文本, 但主要受制于地方政府财力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大都投入偏低。特别是跟财力雄厚的东部省份相比, 这一类型的省份普遍呈现出“强意愿、低投入”的特点。如宁夏提出“2017年到2020年, 高等教育专项资金规模增加2亿元。其中, 用于一流大学建设经费1亿元, 一流学科建设经费1亿元”, 贵州提出“2016—2020年安排不低于5亿元, 每年不低于1亿元, 扶持区域内一流大学和学科专业建设”, 而仅东部省份的山东大学一校就拟筹措50亿元一流大学建设经费。显然, 这与广东等东部省份动辄数十亿的经费投入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 这样的差异使得高校校际经费投入呈现不均衡的状态。
然而,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 一流大学建设并非比拼建设经费的多寡, 从以往的“211工程”和“985工程”经验来看, 过度强调建设经费的作用往往会滋生高校的依赖型心理, 反而会阻滞一流大学建设的成效, 陷入以往重点大学建设逻辑的窠臼之中。有学者甚至认为, 路径依赖原理作用的结果导致缺少制度创新的原动力, 在外来的制度与本土的实践需求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 容易出现“内卷式”状况 (即有数量增长而无实质发展) 、形似而神异或者说外表与内涵之间的非均衡发展态势[6]。因此, 高校间建设经费的不均衡并不能成为衡量高校建设成效的关键标杆。相反, 高校在一流建设建设中应规避资源投入型思维, 摆脱单一的发展策略。
(二) 高校间“一流大学建设”的创新实施力度有所差别
政策执行文本应体现原有的政策意图, 在高度领会政策意图的基础上加大政策创新力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求各地应结合总体要求和本省实际, 强化组织管理, 创新实施策略。从6所高校的校际建设文本来看, 各高校在一流大学建设创新实施程度不尽相同, 在创新性思考和创新性举措方面表现不一。
以6所高校共同提及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为例, 各高校所实施的创新发展思路呈现高度的异质性。如四川大学将提高国际办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作为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指标, 虽同为国际化发展战略, 但与其他高校不同的是四川大学紧密依托我国“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 更加具有战略协同思维。山东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则更加彰显本土文化的世界贡献, 注重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赢得国际声誉, 如方案中提出的依托“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全球汉学联盟”等一批凸显山大文史特长的国际交流平台, 设立国际项目研究院, 提升孔子学院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贡献度等。相比较而言, 南开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则更加凸显“学术本位”, 如更加强调南开大学的海外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学术话语权, 更加注重诸如海外引进的高端人才、高水平国际联合实验室、高质量国际学术会议等建设指标。复旦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战略较倾向于人才培养方面的国际化, 提出“世界一流本科生教育体系”和“世界一流的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 注重在“跨文化学习能力”、海外教学实践基地、全英课程建设与共享机制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清华大学的国际化战略特别突出了“国际化校园”的理念, 更加注重校园的国际化氛围, 如招收外籍行政人员, 推动中外学生“大杂居、小聚居”的国际校园文化生态建设等。
三、基于未来的高校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审思与优化
(一) 高校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审思:防范政策负效应
1. 警惕路径依赖带来的制度惰性。
著名制度经济学者道格拉斯·C.诺斯 (Douglas C.North) 曾尖锐指出制度带来的路径依赖问题, “制度所带来的路径依赖一旦形成, 制度变迁既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走下去, 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 导致制度惰性。”[7]同时, 重点建设政策的不稳定性与不透明性导致资源倾斜投入的积极效果与资源依赖的消极影响并存, 也可能延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步伐[3]。6所高校动辄数十亿的投入标志着进入一流大学建设阵营的高校倾其财力进行一流建设的时代来临, 但也极易造成高校自身对经费投入的路径依赖, 显现政策惰性。
2. 警惕“双一流”校际政策“剪刀差”。
同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而各建设高校之间仍存有显著差异, 如经费投入的差异、建设目标的差异、考核评价的差异以及人才 (团队) 引进政策的校际政策之间的衔接出现落差, 导致政策过度博弈, 耗散一流建设绩效。最为典型的问题可能表现在人才政策上, 如这6所高校在建设方案中都对高水平人才和创新团队等引进给予了明确的经费保障, 但是彼此又出现了政策间较大的不均衡, 势必会致使一些高校在实施中具有绝对性优势和主动权, 有些高校不仅无法获得政策竞争优势, 反而会被优势高校“挖墙脚”, 导致一流建设中人才资源的流失。
3. 警惕高校间的“马太效应”。
虽然从国家层面而言“双一流”战略能够破除以往重点建设中存在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 但是由于“双一流”战略无论是国家的政策导向层面, 或是各省的政策文件都体现出浓重的竞争遴选色彩。各省以竞争遴选的方式确定重点建设大学和重点发展学科, 本无可厚非, 但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扶强不扶弱”所带来的“富者恒有, 贫者弥贫”的马太效应———那些长期受益于大规模投入的“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已然具有了较高的排名和学科发展水平, 即使再次进行遴选也多能胜出, 投入的资源注定无法过多地在这些高校之外溢出, 从而在资源投入上产生新一轮的重复和雷同。同理, 那些长期游离于重点建设之外的高校和学科, 由于发展基础相对较弱, 往往在新一轮的资源角逐中极易被拒斥于建设目标之外。
(二) 优化策略:注重一流大学建设的多元政策协同, 消融政策壁垒
一流大学建设要注重从国家层面、省级层面和高校自身三个层面做好多元政策的协同, 强调各相关主体的稳妥政策安排, 避免一流大学建设中政策壁垒的出现。
1. 要从国家层面做好政策统筹, 在政策的规范性层面严格把关, 避免高校间一流建设的政策失序, 依靠国家政策与省际政策、省际政策之间的协同和促进, 为高校“一流大学”建设提供良性的政策生态。
2. 注重省际政策协同, 避免地方间、高校间过度的政策博弈。中西部省份在人才引进、平台建设等方面应更加重视柔性政策, 只有这样中西部高校方能在竞争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取得更好的政策收效。同时, 地方政府还要防范政策的落败者效应。如有些注定无法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 需要进行转型发展, 这些转型发展政策制度如何进行衔接;甚至有的高校和学科极有可能在动态调整中出局, 被调整出来的高校和学科如何在“双一流”之外找到合理的发展定位, 这也是“双一流”政策需要进行协同的。个别省份在进行政策设计时对该问题有了一定的预见。
3. 强化高校内部政策的衔接, 注重在后续政策的整体性思维、前瞻性预见和封闭式设计上下足功夫。要注重对诸如高层次人才引进、资金投入政策等政策间的协同, 通过周密的政策设计, 形成政策闭环。
(三) 建设保障:构建“多主体、多层次、多维度”的多元考评机制
1. 构建“双一流”考核评价多方共参机制。
考核评价机制要同多元投入机制相契合, 从考核评价理念、参与主体、方式方法、具体评价指标等方面都要进行基于多主体的考核评价政策设计。尤其是在科研成果转化、学科社会贡献度、一流人才培养质量等评价指标方面给行业企业、民间机构等多元主体更多的话语权。依托第三方评价主体的培育、管办评分离、理事会建设等改革举措, 尽可能地拓展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空间。
2. 以差异化的思维构建分类评价机制, 形成针对不同层面的差异化考核机制。
如在考核“一流学科”的成果转化上, 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不同要求。理工类学科重点考核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成果转化, 农医类学科重点考核与区域社会民生相关的成果转化, 人文社科类学科重点考核对地方乃至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
3. 强化“体用结合”的评价原则, 构建科学合理的多维指标体系。
体用结合的评价原则意味着评价需要体现功用性指标, 更要兼顾内隐于大学组织和学科组织中无法直接观测的非功用指标, 这些指标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观测点。前者大都可以测量和显性量化, 如ESI学科数等, 后者往往需要以定性评价为主, 如学科文化等。具体而言, 高校可以探索设立涵盖多维指标的二级甚至多级评价指标体系, 在指标设计上既应体现学术生产等关乎一流大学建设成效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 , 又要着力覆盖体现大学组织在育人方面的特色化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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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8(05):26-32.